冬

那年初冬，梁应方去复兴西路拜访一位老人。

路两旁的梧桐已经落尽，湿漉漉的枝条交错在灰白的天上。老洋房，红瓦屋顶，浅黄色外墙，大门没有门牌，只有一只很旧的铜铃。院子不大，靠墙种着几株山茶，尚未开花。

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头发花白，动作却不迟钝。他家中收藏了许多东西。

那天，他让梁应方看了一幅画。

画轴从匣中取出来，外面裹着一层素色旧锦。老人洗净手，仔细擦干，才慢慢解开系带。

“这幅没有拿出去过。”他说。

画卷展开，几枝玉兰从纸的下方斜斜生出。枝干以淡墨写成，细处清瘦。花朵疏密相间，有的开了，有的仍含着苞。纸色已经旧了，那些白花却仍显得很静雅，像一场几百年前的春天，被人妥善描摹进了画中，时至今日。

梁应方俯身看了一会儿。

那是文徵明所作的白玉兰。

老人说，文徵明喜欢玉兰，家中有玉兰堂，也常用“玉兰堂”印。他自己喜欢文徵明，早年为了看画，跑过许多地方。

“七五年台北做吴派画展，我特意去了一趟。”老人缓缓道。

“故宫的《花卉册》，玉兰是第三开，旁边有翠竹和湖石，题作‘琼葩结翠’。”

“年轻时候的事了……”

旧事隔着万水千山，老人提起台北，仿若与岁月遥遥相望，那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是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哀憾。

半晌，老人回过神，见梁应方的目光还停在画上，便笑了笑。

“您喜欢玉兰？”

梁应方看着纸上半开的花。

“有个朋友喜欢。”他说。

老人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将画重新卷起来。纸上的枝叶一点点收拢，最后一朵玉兰也被卷进旧锦里，房间里便重新只剩下冬天。

新世纪开始了。

上海正迅速地向前走，一天一个样子。新的道路和楼宇不断建起来，浦东的玻璃幕墙映着冬日的太阳，工地上的起重机停在淡蓝色的天里。人们谈论发展、开放、入世，谈论新世纪，一切都欣欣向荣，大家都相信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

那年，科技馆也建成开放。庆典那天来了许多人，仪式结束以后，各单位还要留下来拍纪念照。

梁应方所在单位的一号是个很风趣的人。

也是理工科，早年学的是机械，可偏偏又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，看见花会谈青春，听见老歌会谈人生，对照相的构图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。

大家在科技馆前站好时，梁应方照例往旁边让了让。一号看见了，朝他招手：“应方，你过来。”

梁应方走过去，以为他另有事情。

一号却指了指身边的位置：“你站这里。”

“不合适。”梁应方说。

“怎么不合适？”一号打量了一遍站得有些参差的人，十分坦然，“你形象好，往这一站，显得我们大家都好看一点。”

旁边的人都笑起来。

一号又说：“照片洗出来，人家一看——嚯，精神面貌不错。”

梁应方也只好笑了一下。

“对，”一号满意了，“就这样。不要太严肃。”

快门按下去，闪光灯在冬日的天光里亮了一瞬。后来照片洗出来，一号看过以后相当满意，认为自己的安排不无道理，很有结构美。

那年下了一场雪，不大。

春节也渐渐近了。

街上的红灯笼一天比一天多，商店门口贴起新的年画，卖糖果、瓜子和糕点的柜台前总挤着人。入夜以后，远处偶尔有爆竹声传来，隔着楼房，一阵清楚，一阵模糊。上海的冬天湿冷，风从衣领里钻进去，街上却处处都是热闹的。

单位里也办了一场迎春联欢会。

会场设在一家宾馆的宴会厅。台上挂着红色的横幅，两边摆着几盆开得很好的水仙。圆桌上有茶水、花生、橘子和糖。各处都出了节目，平日坐在办公室里不苟言笑的人，这天上台唱歌，也有人说相声，台下笑声一阵接着一阵。

一号的兴致很好，从头看到尾，遇到唱得好的便认真鼓掌，遇到唱得不大好的，也鼓得更响一些。

梁应方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。不断有人过来同他说话，他起身、握手，再坐下。偶尔有人端着相机过来合影，他也都配合。新到一个地方，许多关系刚刚建立，这样的场合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

直到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。

“应方啊……”

一号今天喝了不少酒，脸有些红：“这位小同志想和你合张影。”

是一位服务生，约莫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，脸颊红扑扑的。她早就注意到了梁应方，也趁着换茶的空隙，悄悄和同伴们红着脸耳语嬉笑几句。当时一号注意到了，顺着她方才的目光看过去，很快明白了。

“想跟谁照相？”

她的脖子一下红了，手里的托盘也抱紧了些，想否认，自己先忍不住笑起来，旁边的同伴也跟着笑。

于是一号就乐呵呵地把她带过来了。

小姑娘站在旁边，脸仍红着，连忙解释：“要是不方便就算了。”

梁应方有些无奈。

他又不是电影明星。

可四周正热闹，年节将近，人人脸上都带着笑。况且，这不过是一种年轻人的“见猎心喜”，带一点小小的虚荣，也带一点无伤大雅的大胆。他若拒绝，反倒叫人难堪。

于是梁应方点了点头，站到小姑娘身边。

一号在一旁笑眯眯的：“配合一下群众，来，我给你们拍。”

小姑娘笑得更厉害，起初的拘谨也散了一些。梁应方同她隔着礼貌的一点距离，站得端正。快门按下去以后，小姑娘连声道谢，抱着相机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一号望着她的背影，仍旧乐悠悠的。

“年轻人嘛，小姑娘，喜欢热闹，就喜欢拍照留念。”

梁应方本来在笑，却倏地一静。

他想起一个人。

比方才那个服务生还小，刚成年不久，笑起来时，见牙不见眼。

她第一次到北京，什么都要看，什么都想拍，出门时总抱着一只相机，胶卷用得很快，书包口袋里总装着几节备用电池。

她拍学校的树，拍街上的自行车，拍胡同屋檐下的鸽子，也拍端上桌的热腾腾的食物。梁应方有时不明白那些东西有什么好拍，她却说，第一次看见，当然要留着。

她也让梁应方替她拍过照片。

她将相机塞进他手里，自己跑到前面站好。嫌地方不对，还要指挥他往左一点，再往右一点。等梁应方终于按下快门，她已经笑得眼睛弯起来。

后来照片洗出来，画面上只是一个独自在北京游玩的年轻姑娘。

没有人知道，站在相机后面的人是他。

他们从来没有一起拍过照片。

一张也没有。

她没有提过，他当时也没有想过。

直到此刻，许多年前那个不曾被他留意的空缺，才终于有了形状。

她没有想过吗？

还是想过，最后没有开口？

梁应方不知道。

但在这一刻，他忽然很想知道，如果当年真有那样一张照片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
她肯定会笑。她那时所有的高兴都在脸上，藏也藏不住。她会不会朝他靠近一点，又会不会因为旁边有人，反而规规矩矩地站好？至于他自己，大约仍是现在这副不大爱笑的样子，却会伸手揽住她的肩？

然而，世上并没有那张照片。